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用之爭仍在繼續。8月8日，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發表署名文章稱，從政策層面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仍然較多，財政政策缺位導致貨幣政策被迫補位。

徐忠分析稱，貨幣政策屬于總量調控政策，側重于短期總需求調節，結構調整并非強項。因此，經濟結構調整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和貨幣政策為輔”。而我國的實踐中，由于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財政在“三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生態保護等領域的投入嚴重不足，歷史欠賬問題沒有完全解決，資金缺口仍然較大，倒逼貨幣政策不得不承擔部分結構調整的職能，影響了宏觀調控的總體效果。

從監管層面看，徐忠表示，財政作為國有金融資產所有者，越位和缺位并存。在現行國有金融資產管理體制中，財政部首要身份應是國有出資人，作為股東參與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但又以公共管理者自居，國有金融資產的“委托-代理”關系更多地體現為行政性的上下級關系，容易出現身份定位上的沖突和混亂。

今年7月13日，徐忠發表題為《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的文章，喊話“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之后，財政系統匿名人士回應稱，不能將赤字規模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簡單等同起來，引發了市場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爭論。對于雙方的爭論，500金研究院院長肖磊直言，央行和財政部的爭論實際上隱含著一個背景，目前國內經濟狀況比較敏感，尤其是資本市場比較脆弱，這種背景下，如何解決以及誰來解決這個問題，存在巨大的爭議，央行認為，這已經不是貨幣政策能夠解決的問題了，需要財政政策。但財政部認為財政政策比較有限，他們已經盡力了。

談及貨幣政策，徐忠表示，去杠桿千招萬招，管不住貨幣都是無用之招。只有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環境。只有淡化M2（廣義貨幣）、社會融資規模等數量指標，才能真正淡化GDP增長目標，從關注規模轉向關注質量。高質量發展要求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并加快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變。

從貨幣政策取向看，徐忠指出，高質量發展階段，既要防止總需求短期過快下滑，又要防止“放水”固化結構性扭曲，推升債務和杠桿水平。從貨幣政策調控方式轉型看，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存在資金供求微觀主體、金融監管制度、金融市場發展等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在向價格型調控為主的轉型過程中，貨幣政策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數量調控手段，同時加強宏觀審慎政策，以確保金融穩定和產出物價等平穩發展。